因批评官员河南农民被两次游街示众

   

孟州“书祸”

作者: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 发自河南孟州

他们没想到与家人见面的场合竟是游街现场。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，他们被押上大卡车，绑上麻绳，脖上挂着纸板，写着“犯罪嫌疑人×××”。

河南六农民编发册子举报企业经济问题，却因在书中议论官员获罪。

闫进先等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违社会秩序

闫进先的大儿子和谈了半年恋爱的对象吹了，原因是儿子有“一个被游街示众的爹”。

闫妻跑去做工作：“我家进先不偷不抢，是为了正义。”姑娘母亲说：“没有关系。”可姑娘不同意。

“我的压力太大了。”闫进先叹气。自看守所取保候审到法院定罪这段日子里，５２岁的闫进先瘦了许多。大儿子与他形同陌路，小儿子放弃了深圳开车的工作，回家陪父亲。

对于籍东平、闫进先等６个河南孟州市武桥村的农民来说，去年是大喜大悲的一年。历经５年，他们举报村办酒厂的经济问题终于有了定论，但结果却出人意料——半年牢狱之灾，两次游街示众。法院一审判决，６人犯诽谤罪。

举报

这一切祸起《正义的呼唤》——这是他们印制、派发的小册子，编发于籍东平等人举报村办企业武桥酒厂经济问题期间。

２００２年，村支书籍东平兼任村委会主任。“当时，许多村民反映酒厂的经济问题，我成立审计组，查出许多问题。”

他们举报的酒厂厂长闫国先是前任村主任。村民回忆，酒厂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建成，能容纳四五百人就业。至２００３年籍东平承包时，只有１０个酒池，职工剩下四五十人。

审计组总结了６大问题，包括隐匿实物账，私分公款近２０万元，私自豁免６４万元应收款，２００多万应收款无法要账，账面相差价值４２万的白酒以及５个火车皮酒。

审计组成员开始频繁上访。２００６年前，孟州市两度派调查组进驻酒厂，但迟迟不见处理结果，只是在第一次调查时，孟州市检察院作出一份司法会计鉴定书，基本肯定了“５个火车皮酒”的欠账问题。

“总是在绕圈子。”籍东平等人开始焦虑。

“村里情况很复杂。”孟州市统战部原副部长赵小平说，他是２００６年第３个调查组的副组长。

那年籍东平没有连任村委会主任，后来也辞去了村支书一职。在离任前，他签发最后一份文件，要求对闫国先（党员）记大过１０次，写１０份检讨。“这是我在任期间发生的事，我希望能作个总结。”

事与愿违。６月１８日，新任村委会主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，推翻了上述决定。

这一下引爆了原有矛盾。籍东平等人在上访的同时，开始派发传单，后来干脆编印成册，名为《正义的呼唤》。

小册子印发了７集，最长有１１５页，每集５００本。措辞激烈，形如檄文。前５集主要针对村委会，如“武桥村委会在造假骗人”、“三问村委会６·１８决议为何还不撤销”。小册子先是在村里散发，后派发到市委、政府部门。

２００６年调查组进驻后，他们编发了后两集，“批评”调查组一些工作。“５年了，我们已经筋疲力尽，再不愿意往下拖，所以意见提得有些尖锐。”闫进先说。他是现酒厂副厂长。

这让调查组一些成员很不愉快。“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”赵小平说。

《正义的呼唤》第６集是“举报赵小平”，讲述了１１年前籍东平败诉的一场官司：“因赵小平支持闫国先搞不正当竞争，故而收受过闫的巨额贿赂，是一个价值约两万元的大哥大。”文中申请赵小平回避。

“我向市委汇报，提出回避。”赵小平回忆。市委并没有就“大哥大”问题找他谈话。

第７集为“八评刘晓春办案太不公”，最后一评称“刘晓春是为了讨好×××（焦作市某领导）才枉法办案的”。“这篇文章严重捏造事实，对我的人身和名誉进行攻击。”后来在公安局的笔录上，刘晓春如是说。当时他是副市长、调查组组长。

２００６年５月，调查组答复，认定酒厂经济问题４项涉嫌违纪，两项涉嫌犯罪。

诽谤

５年举报之路几乎快划上句号，闫进先没料到自己最后成了“被举报”对象。

２００６年５月，赵小平交给公安局一封控告信。他认为“闫进先捏造我犯罪事实，向国家机关告发，企图使我受到刑事责任追究……已构成诬告陷害罪”。

这封控告信的威力远远超过《正义的呼唤》。籍东平等人至今不明白公安局为什么不调查“大哥大”问题，却在６月１５日，由政法委案件协调领导小组为控告信召开专题会议。

会议由孟州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主持，参加人员有法院、检察院和公安局相关领导。会议形成了共识：“闫进先的行为已涉嫌诬告陷害罪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受理或立案。”

会议第二天，公安局迅速立案侦查。

６月２７日上午，籍东平到检察院打听消息。中午一出检察院大门，两名便衣跑过来卡住他的脖子，扣上黑头罩，拉进车里便走了。

在另一个乡镇派出所里，他被戴上手铐、脚镣。“一开始就是在聊天。大概一个小时后，审讯的人问了一句，得罪哪个领导了吧？”籍东平回忆说。

后来登记时，工作人员问了两次“罪名”，他都不知道如何回答。直到一周后，他才在看守所里得知自己“涉嫌诬告陷害”。

几天里，警方共拘留了７人，其中籍东平等６人为酒厂职工，１人是印刷店老板。

张老板因印刷《正义的呼唤》被关押了两天，３台电脑被没收，目前硬盘还没有归还。他不认为自己有过错：“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，都是老百姓告状的，没有啥。”

武桥村人人自危。“当时都很紧张，没有人敢说话。”一个村民说。但在大多数村民眼里，籍东平等人是保住村办企业的“功臣”。有四五百个村民两次在致市委书记的信里签名，要求公安局放人。

７月２６日，孟州市公安局形成了调查报告，认为闫进先、籍东平等６人“涉嫌诽谤罪”，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游街

在看守所的第二天，籍东平提出取保候审。家里人也急切想见到他，但未能如愿。他们没想到与家人见面的场合竟是游街现场。

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，天气炎热。分别关押在３处的５人（另一名有心脏病，没有参加）集中到孟州市看守所。他们被押上大卡车，绑上麻绳，脖上挂着纸板，写着“犯罪嫌疑人×××”。

“（游街的）还有其他人，杀人的，诈骗的……”闫进先说，“警车开道，有三四辆大卡车，开到市委对面的广场上。”在那里召开“公开处理大会”，孟州市政法委书记参会。

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，闫进先首先出现在镜头里：他被迫跪倒在地，随后反剪双手，捆上麻绳。

“或诬告陷害、无序上访、扰乱社会秩序……严重影响了我市经济、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严重影响了我市争创新优势、实现新跨越的实施。这次公开处理大会，是政法机关硬起手腕抓环境，优化环境促发展行动取得的优异战果。”播音员洪亮的宣告，夹杂着现场刺耳的喊叫声。

７天后，他们又被押去游街。这次是到各个乡镇，但没有去武桥村。“走了有２５公里。”籍东平估摸。

许多亲戚去到了现场。５０岁的郝小平看到女儿夹杂在人群中，哭得快晕过去，最后亲戚把她搀走了。忆起这些片断，闫进先泣不成声：“我恨不得咬他们两口！”

至去年１２月取保候审前，籍东平等人见到家属的另一个机会，便是两上法庭。

庭审

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，孟州市法院第一次开庭。６人穿着不同颜色的号服，站在被告席上。受害人和证人没有出庭。

籍东平拿着二十多张手写的辩护意见词，却一直没有机会说话。“如果不让我作最后的陈述，我就碰死在这里！”籍东平怒了。

有３名河南省人大代表旁听。事后形成的意见书认为被告辩护和陈述权利受到侵害，“我关注的是程序，要让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。”一名人大代表事后说。

被告的辩护律师认为这属于自诉案件，“只有违反了社会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才能公诉。公诉方认定是违反社会秩序，但并没有违反国家利益。”

籍东平等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违社会秩序。南方周末记者在孟州市政法委、宣传部采访时，一些官员也称这起案件在社会上影响不大。但政法委官员李建中提醒南方周末记者，市委主要领导曾为此讲过两个字：“环境”。

本报记者了解到，去年孟州提出把发展环境作为“第一资源”，用硬手腕打造软环境，获得了“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”和“外商眼中的河南最佳投资城市”两块牌子，引进了一批投资上亿元的工业项目和城建项目投资商，获得了六十多项市级以上荣誉。

这是否孟州市领导强调的“环境”，李建中不愿意深入说明。

庭上，律师辩称：“没有证据证明事实是捏造的。而且必须情节严重，否则不能构成诽谤罪。”

人大代表也认为：“被告人编写《正义的呼唤》的目的，是为了督促孟州市委、政府及有关领导，对闫国先经济问题及早作出结论并依法处理，不存在诽谤的故意。”

第一次庭审结束后，检察院请求延期审理，理由是“需要补充侦查”。随后公安局重新对《正义的呼唤》一处内容：赵小平和闫国先之间关于“大哥大”的对话进行侦查，认定是捏造的事实。

一个多月后第二次开庭，双方就上述问题争论不休。一名政法系统的官员私下觉得孟州市公安局侦查程序不当，他认为市公安局应当把“大哥大”问题转交给有管辖权的单位落实后才能审判。

定罪

第二次庭审结束后，籍东平等６人终能取保候审。

２００７年５月，孟州市法院作出判决，认为６人“公然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，并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，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，且系共同犯罪，但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判处刑罚”。

两个“严重”和一个“轻微”之间的矛盾，让籍东平等人哭笑不得。

作为罪犯，这５名党员都没有受到党内处分。“前段时间，市里头天天有人来找我们，说是作为生活困难上的补助，给我们弄点钱。”闫进先说。最后，竟是要籍东平先垫上４０００元给闫进先等两人，被后者拒绝。

随后，他们又得到了一张城伯镇党委、政府开出的奇特证明：“今后本人、其子女及其直系亲属在上学、入党、参军、就业等方面不受法院判决的影响。”

拿到判决书后，有５人上诉，张兴义则认罪。“心里压力很大。”他说，“我很后悔参加查账了。”不久，籍东平等两人撤诉了，“抹不开人情。”籍东平说。

６月２５日，焦作中院工作人员向闫进先等三人询问情况。

“我不后悔。”闫进先斩钉截铁地说。当他从看守所回到家时，村民视之为“英雄”，几乎踏破了门槛。连关系不好的老太太也颤巍巍地赶来看望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没有瘦。”

“提到这事，我就浑身打颤。我觉得值了！”

■链接

诽谤罪是指捏造事实，并公然损害他人人格、名誉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诽谤罪客观方面必须是实施诽谤行为，即不仅捏造事实，并且公然散布所捏造的事实。如果传播是真实的事实，不构成诽谤罪；如果捏造了事实，但未向外扩散，也不构成诽谤罪。

诽谤罪对诽谤行为的要求是情节严重，否则，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主观上必须是故意，即有损害他人人格、名誉的目的。无意中散播了失实的损害他人人格、名誉的言辞，不构成诽谤罪。但当受损害者要求改正而拒不改正，坚持继续撒播的，构成诽谤罪。自己虽未捏造事实，但明知是他人虚构的事实而故意加以传播，并有损害他人人格、名誉之目的的亦构成诽谤罪。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必须情节严重的才构成诽谤罪。

游街示众与因言获罪 刑事法治肌体上的痈疽

作者: 邓子滨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
不难料想，已经游街示众了，法院还能不判罪吗？更确切地说，游街示众使他们即刻成为罪犯，场面就是证据，围观成了审判。并且，这种“审判”所生成的必定是“铁案”，因为它在道义上承受不起任何错误，所以，后续的所有司法程序都不过是装饰而已了。

■拍案

河南孟州“书祸事件”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之艰难，暴露出刑事法治肌体上有两块亟待割除的痈疽——游街示众和因言获罪。

押着未经法院审判的人游街示众，这个做法两年前在河南某地采用过，曾经招致全国舆论一致的批评。不难料想，已经游街示众了，法院还能不判罪吗？更确切地说，游街示众使他们即刻成为罪犯，场面就是证据，围观成了审判。并且，这种“审判”所生成的必定是“铁案”，因为它在道义上承受不起任何错误，所以，后续的所有司法程序都不过是装饰而已了。

过去若干年，人们对游街示众已颇多反省，全国绝大多数司法机关已对它弃如敝屣，我们也原以为它寿终正寝了。不过，事实证明，这种“文革”时期登峰造极的昭示真理的方式，今天看来仍然有它的遗风余韵。这一次孟州的游街示众，有６个因言获罪的农民，其中５个是共产党员，出现在当晚关于“公开处理大会”的电视新闻中。

孟州６个农民之所以因言获罪，始作俑者是我国刑法关于诽谤罪的模糊规定。何谓“捏造事实诽谤他人”，法条上没有精准描述，只能借助刑法理论的解说。一般认为，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足以败坏他人名誉的某种事实，比如，捏造并散布某个妇女有婚外性行为，给被害妇女的名誉造成恶劣影响。这个罪是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，所以被规定在刑法分则“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罪”一章中，原本是“告诉的才处理”，但刑法却又规定：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”，也就是可以提起公诉。

这就造成了误解和混乱。首先，它从立法上混淆了个人法益同社会法益、国家法益的区别，把原本是侵害个人法益的行为上升到所谓“社会”、“国家”的高度，进而为某些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、以“国家”、“社会”的名义维护个人利益大开方便之门。其次，法律上的缺陷在两个环节上被放大了。第一，人类的语言几乎不可能把犯罪的构成要件描述得一清二楚，并且一览无余，所以，一旦司法官员不能合理解释法律，就可以恶意利用法律的缺陷；第二，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打压公众批评，可以轻易动用诽谤的罪名。他们的具体做法是：先把自己抬高到“社会”甚至“国家”代表的地位，把对他们的批评“无限上纲”到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”犯罪的地步；然后倒置“批评事实”的举证责任，以“捏造事实”为名对批评者反咬一口倒打一耙。

这里必须澄清的是：对个人的诽谤，如果要达到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”程度，这样的个人一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外国元首、外交代表等特定对象。孟州的几个官员显然没有这个资格。还必须澄清的是：诽谤，不包括对官员职务行为及其职务品行的批评、揭露，即使批评和揭露的某些事实不易查证，甚至有所失实，也不能认为是诽谤，否则，因为批评者承担的风险太大，所以就不可能再有对官员的批评了。而孟州的某些官员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：批评者的风险大了，他们的风险就小了。所以，我们一再听到和看到，某些处级、科级的地方官员的职务品行被“诽谤”了，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”，而被当地司法机关追诉了的“诽谤者”，却是那些对党的事业、对国家和社会充满责任感并且敢于站出来说几句话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