阜阳“彭霸天”，是谁豢养了你？

    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中有这样一首痛斥恶霸彭霸天的歌曲，唱到：彭霸天,丧天良, 霸走田地,抢占茅房,把我的爹娘赶到那洪湖上。那天大雪纷纷下,我娘生我在船舱。没有钱,泪汪汪,撕块破被做衣裳。湖上撒网呼呼地响,舱内雪花白茫茫, 一床破絮像渔网,我的爹和娘,日夜把儿贴在胸口上。从此后,一条破船一张网, 风里来,雨里往,日夜辛劳在洪湖上。狗湖霸,活阎王,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, 爹爹棍下把命丧,我娘带儿去逃荒。

    社会在发展，时代在进步。可是，在全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，居然出现了现代版的“彭霸天”。此人乃阜阳市汽运集团客运东站站长彭家辉，他目无法纪，逼迫车主写“欠条”罚款演变为“还账”，不认法规只认票子，而且谁都管不了，对此，车主和乘客怨声载道。客运车站应该是以管理和服务为主，可是在“彭霸天”的一手操纵下，客运东站变成了一切为了“罚款”，“罚款”代替服务和管理。（中新网《安徽阜阳客运市场惊现“彭霸天” 》）

    那么，是谁豢养了如此十恶不赦的现代版的“彭霸天”呢？

    一是车站运营机制的弊端。近年来，随着交通运营部门的逐步改制和转轨，很多原先是国营的车站基本都变成了个人承包、个体经营。按照有关规定，国家一级汽车客运站是根据卖票收入提取10%作为管理费。但是在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模式下，“罚款”便成了一些车站内部人所共知的“生财之道”。客运东站为了多搞“罚款”，自然也就会想尽办法抓“违章”，就连东站的出站口安排的保安，也变成了“罚款”的“前哨”和“帮凶”，配置录像机，对出现超员的车辆，他们不上前制止，而是用录像机把证据固定下来，作为站里“罚款”依据。还给每个站务员下达罚款任务，完不成任务扣工资，现在东站每个月，单向车主罚款都有好几万。试想，在这种以“罚款”为第一要务的管理模式下，市场秩序怎么能好，车辆超载怎能遏制，乘客的安全又怎么来保证？据了解，一些地方上的交通运营部门已经逐步被“公家”收回，不知安徽阜阳会有什么样的动作？

    二是主管部门监管的缺位。也许有人会说，“彭霸天”如此胡作非为，难道就没人知道吗？就没人管他吗？我想肯定是有人知道，也是有人管他的。而关键是管他的人知道了，没有很好地去管他。阜阳市交通局一名中层领导向记者说：客车超员只有交警和运政管理机关可以处罚，东站作为经营单位应该给广大车主和乘客提供优质服务，发现车辆超员应该及时制止，不应该放行出站，更无权对其进行所谓的罚款。从站里出来的车辆超员，责任不在车主，他们这种“罚款”是巧立名目的讹诈。这位领导说，客车线路费用是由我们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收取，可是进东站，他们还另外收取进站费。按照政策，安排车辆进站也是由交通运管部门决定，车站只有接收的义务，无权拒绝。另外，他们和车主签订合同，叫车主服从他们管理，违反他们的规定就进行罚款，这是一种强制性合同。既然作为交通主管部 门，已经知道了“彭霸天”“罚款”、“乱收费”是讹诈、强制，那为什么不站出来管一管，却说，如果在阜阳火车站附近再建一个汽车客运站，市场放开打破垄断格局，那个站长肯定不会嚣张到如此地步。这种将责任一推了之的态度，实在太让人大跌眼镜了。另外，对于“彭霸天”的乱来，地方上的公检法司等执法部门又干什么去了呢？保安居然成了罚款的帮凶，责任到底在谁呢？对于此些疑问，只能让人感觉“彭霸天”有更大的“后台老板”。

    三是车主群众害怕的心理。俗话说，“人怕狠鬼怕恶”。“彭霸天”的乱“罚款”之所以能够得逞，和相关车主害怕丢线路、砸饭碗的心理不无关系。很多车主和驾驶员不敢站出面说话，是因为担心遭遇打击报复。有些车主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：“千万别把俺的姓名暴露出去呀。”殊不知，怕是解决不了问题，越怕越助长了“彭霸天”的嚣张气焰。而对于普通群众而言，也是怕字当头的比较多。放眼望去，当遇到歹徒行凶的时候，能够冲上前去和歹徒搏斗的毕竟是极个别的，而大多数却是呆若木鸡的看客，甚至是抱头鼠窜。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。在与恶势力的斗争中，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，是很难取得真正胜利的。

    四是腐败堕落的社会风气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，“金钱至上”成了很多人的一种精神追求。小平同志提出的“不管白猫黑猫，会捉老鼠就是好猫”的思想被一些人给扭曲了。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在很多场合成了“灵丹妙药”。“彭霸天”曾公开地说：“我又不缺钱，我黑、白两道通吃，谁不听话我用钱能把谁砸死。”可以想见，“彭霸天”肯定也用钱砸死了一些本应该履行职责的官员，要不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“底气”。彭站长曾公开地说：“在河东我是‘彭霸天'，就我说了算，谁也管不了。”在“金钱万能”的阴影下，社会风气怎能不腐败堕落？

    惩恶扬善，是时代的呼唤，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。当然，公平正义不会从天而降，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取得。　　（倪洋军）